近日研究机构公开新变化"乔巴罗宾的胸襟距离观察",挑战传统的观点,带来怎样的反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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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边是“苏超”的火爆出圈，另一边是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瓶颈难破——基层冷、根基弱、路径窄。

“苏超”最大的成功，是让足球回归快乐的本质。这启示我们，青少年足球的首要任务必须从“选拔足球尖子”转向“扩大足球人口”，要改变以赛代练、层层选拔的精英化思路。不妨大幅增加校内、校际、社区间的趣味性、低门槛赛事，让每个孩子都有球踢、有赛打，在游戏中感受足球的魅力。

今年，“苏超”(即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)火爆出圈。这场以城市荣誉为内核、以大众参与为基础、以文体旅融合为外延的联赛，也为破解我国青少年足球发展困局带来启示——足球的生命力，源自深厚的社会文化土壤。

在笔者看来，推动青少年足球发展，亟需实现三大战略性转变：价值导向从“锦标主义”转向“快乐主义”；发展生态从“体教分割”转向“社会共育”；成长路径从“为俱乐部而战”转向“为家乡而战”，构建一套全新发展范式。

“苏超”出圈的核心逻辑是什么？

“苏超”出圈的文化逻辑在于以“城市荣誉”激活内生动力，实现从“要我看”到“我要看”。足球竞技被成功地嵌入到深厚的地域文化肌理之中，激活了“为家乡而战”这一最朴素、也最强大的情感共鸣。

这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，是任何商业化包装都难以企及的强大动员力，其火爆程度不断在一组组数据中得到充分印证。

而10元左右亲民票价的“低门槛”，以及由外卖小哥与退役国脚同场竞技的球员构成(516名参赛球员中，业余球员多达337名)的“高体验”，打破了比赛的专业壁垒，使足球比赛回归“社会黏合剂”的本质，从“少数人的运动”变成“多数人的节日”，更让足球超越了竞技本身，成为营造社会公共空间、塑造集体记忆的盛大节日。

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的调研数据显示：88.7%的受访者感受到赛事对经济的积极影响；65.5%表示会因“苏超”增加文旅消费，58.9%会增加体育消费。这股消费热情也在宏观数据上直接体现。这种“体育搭台、文旅唱戏”的模式，不仅为赛事自身提供了可持续的造血能力，更让足球运动完成了从竞技符号到发展动力的华丽蜕变。

青少年足球，怎可被“短视”绑架？

与“苏超”的火热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我国青少年足球尽管顶层设计不断完善，但长期面临“基层冷、根基弱、路径窄”的困境。

首先是赛事体系“倒金字塔”：重精英选拔，轻普及培育。我国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呈现出“头重脚轻”的结构性失衡。面向少数精英球员的全国性、区域性高水平赛事(如U系列比赛)名目繁多，但真正扎根社区、面向全体青少年的普及性、常态化赛事却严重匮乏。

这种“锦标主义”导向，使得足球成为少数特长生的专利，大部分孩子并没有参与比赛、感受乐趣的机会，足球人口的“塔基”因此难以夯实。主管部门规划的“校内竞赛—校际联赛—选拔性竞赛”体系，在现实中往往只剩“选拔性竞赛”一头独大，“校内”和“校际”两个最基础的环节恰恰最为薄弱。

其次是体教融合“两张皮”：重人才选拔，轻协同育人。体教融合在实践中往往很难达成。球员的培养路径被人为割裂：要么选择专业队的“一条龙”模式，文化课被严重边缘化；要么在普通学校读书，训练时间和质量无法保证，竞技水平难以提升。这种“二选一”的困境，让无数有天赋的孩子和望子成龙的家长在“踢球还是读书”的十字路口止步。其根源在于，青训机构、学校、体育部门、教育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同育人机制，球员的学籍、升学、出路等核心问题难以系统性解决。

还有一点不得不提，那就是人才培养“功利化”。在“唯金牌论”和“锦标主义”的惯性思维下，青少年足球的培养目标被严重扭曲。基层教练员背负升学率和比赛成绩的双重压力，往往倾向于“拔苗助长”，在选才上更偏爱身体早熟的球员，导致大量有潜力但晚熟的苗子被埋没。

其实，无论是在欧洲杯大放异彩的西班牙年轻球员亚马尔，还是世界“球王”梅西，都非传统意义上“身体强壮”型球员。可以说，在青少年足球运动中，这种短视化的培养模式不仅违背了足球人才的成长规律，更使其沦为少数人追逐名利的工具，而非多数人强身健体、健全人格的载体。

回归快乐本质，如何让更多孩子爱上足球？

那么，“苏超”现象对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核心启示？在笔者看来，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在于价值重塑，从“锦标主义”走向“兴趣主义”。“苏超”最大的成功，是让足球回归快乐的本质。这启示我们，青少年足球的首要任务必须从“选拔足球尖子”转向“扩大足球人口”，要改变以赛代练、层层选拔的精英化思路。不妨大幅增加校内、校际、社区间的趣味性、低门槛赛事，让每个孩子都有球踢、有赛打，在游戏中感受足球的魅力。

其次是生态重建，从“体教分割”走向“社会共育”。“苏超”带来的全民狂欢生动诠释了足球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。这也启示我们，青少年足球的发展绝不能局限于体育和教育两个部门，而必须构建一个政府、学校、家庭、社区等多方共育的生态。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兴办青训机构，探索将球员的日常训练融入社区，将周末比赛办成“家庭日”“社区节”，让足球成为连接家庭、增进邻里感情的纽带，为体教融合提供更广阔的社会土壤。

第三是路径重构，从“为俱乐部而战”走向“为城而战”。“苏超”以城市为单位的组织模式，为青少年足球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新的可能路径。这又启示我们，不妨借鉴其成功经验，打造以城市为单位、覆盖各年龄段的青少年足球联赛体系，通过激发地域荣誉感来提升赛事的关注度和参与度，为孩子们提供一条从校队到区队、再到市队的本土上升通道。

当然，比起上面三条，最重要的是在顶层设计上探索建立“社会足球”与“精英足球”双轨并行的发展体系。“社会足球”以扩大足球人口、培育足球文化、促进全民健康为核心目标，应侧重普及普惠，鼓励社会力量广泛参与；“精英足球”则以培养顶尖人才、提升竞技水平、为国争光为核心目标，侧重选优培尖。两者共同发展，以此促进、完善中国足球的生态。

在评价机制上，可探索改革青训补贴的发放方式。比如，可研究划拨专项资金设立“全国青少年社会足球发展基金”。在补贴发放上，可探索与“区域足球人口增长率”“基层赛事活跃度”“社会满意度”等普及性指标挂钩，而非仅仅与比赛成绩挂钩，以此鼓励和引导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将资源更多地投入到“塔基”建设中。

同时，可探索打造“校内-社区-城市”三级联动的青少年联赛体系。鼓励做实“校内联赛”。鼓励各校以“普惠、趣味、安全”为原则，引导小学三年级以上班级组建足球队，常态化开展“班班赛”“年级杯”等多种形式的校内竞赛，从而营造积极氛围，确保绝大多数孩子能在零门槛、无压力的环境中体验足球乐趣，为足球人口的规模化增长奠定坚实基础。

(阙明坤 郭峻宇 孙元涛，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国家高端智库教育学院分中心执行主任、研究员，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)